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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喜怒哀乐发用处推寻，才能见未发气象。

欧阳修和范仲淹一起，开了理学的风气，但是在性情问题上，他的议论和韩愈、李翱，以及后来的理学家迥然不同。第一，他提出情由性而生，性由情而明的性情统一说，为后来的理学家普遍接受。

孔子没有提出情这个范畴，但是他的伦理哲学，正是从情感出发的。[53] 性作为道德本体无不中，但七情所感则未必和，中是标准，只有符合这个标准，才能和，否则，便是私意用事，或过或不及。因此，性情之说并不是人事之切于世者。但性作为普遍原则，通过情的发用流行而实现出来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二者不可相无。这就是性不可见，因情而见。

他批判佛氏灭情之说是贼人之性情，释氏窒情而天下赋恩，狺狺以果报怖天下，天下怖而不知善之乐，徒贼也，而奚救乎。知性无内外，则不必有意于绝外诱。）才发便谓之和，不可谓之中也。

[5]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，《文集》卷九。未发已发虽是讲心，但就其内容而言，则又是性与情，因为性情皆不离心，故必须从心上说。但是到理学后期，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。[50] 所谓未发已发虽有体用之分，却都是一心，即情感意识，而不是形而上的本体意识。

[66]在中即心中实有其性，而性中有情，不只是状理之体段而已。以其虚，故能会万理于一，即所谓静皆具于一。

人心总是要活动的，也要同外物相接触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但在朱熹这里主体和本体是合一的，心体用说正是把主体提升为本体，心的本然状态，既是寂然之心，也是浑然之性。程颐则认为，论其所同，不容更有二名，别而言之，亦不可混为一事。

他虽然把情感活动贯穿于未发已发，却又渗透了道德本体论的思想，以道德原则为人的本体存在。所谓未发之中，就是心体流行，寂然不动之处，而天命之性，体段已具焉。若以为截然有一时是未发时，一时是已发时，亦不成道理。显然程颐所谓体用，不是指实体之心及其功能的关系，而是指本体意识及其发现作用的关系，因此，没有时间先后的问题，也不能以婴儿无知时的心理状态为未发。

但本体之心，就在心体流行处见，未发在已发处见。罗钦顺虽以未发之中为性，已发之和为情，但未发已发则只是心理过程而不是性情，也不是体用关系。

心既然是动的，为什么又说心有动静呢？朱熹认为，这里却不可以动静分体用[29]，即不能说静者为体，动者为用，动静体用是截然对立的。善者，中之实体，而性者则未发之藏也。

他批评吕大临以动为静，已发为未发，是词之未莹，乃是择之未精尔[10]，即没有搞清这是体用关系。[45] 这里虽有体用、先天后天之分，但所谓先天者，并不是先验的道德意识，而是太虚本体，中和之气，即虚灵明觉之心体。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心理活动如何表现体用关系？为什么以未发说明性，以已发说明情？对此王夫之用性情合一说作了解释。[31] 这并不是说，静因动而有，无动则无静，寂然之体，作为潜在的本体意识，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在感而遂通之用中实现出来。及其感而遂通之际，喜怒哀乐未始滞于有。已发则是后天感物而动之情，是本体的现实作用和表现。

工夫只在喜怒哀乐发处体当，致和正所以致中也，内外合一，动静无端。然性之静也，而不能不动，情之动也，而必有节焉，是则心之所以寂然感通，周流贯彻，而体用未始相离者也。

未发谓之中，未发之性也。他所谓未发已发之心，是经验论的，而不是本体论的。

既思于喜怒哀乐之前求之，却又是思也。既有未发之中，则必有已发之和，已发之节，即此未发之中，特以未发，故不可名之为节耳[67]。

从方法上说，静无非指心境平静时的自我体验状态，并不是坐禅入定，万念俱灭。这就从动静关系进一步说明，未发已发是体用关系。不是感生于寂，动生于静，已发生于未发，而是寂不离感，静不离动，未发不离已发。[39] 这里，最主要的是掺入了私意，使本体意识受到了蒙蔽，不能说未发之体原来就不中。

[46]《书陈中阁卷》，《王龙溪全集》卷十六。正因为未发已发是一事，故动静如一，不能有异。

[9]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，《文集》卷九。[13] 这同他的中和体用说是完全一致的。

[47]《书陈中阁卷》，《王龙溪全集》卷十六。性是静，情是动，心则兼动静而言，或指体，或指用，随人所看。

因为寂和感，未发和已发，既不是讲本体及其作用的关系，也不是讲心理情感的发展过程，而是讲主客体的关系。[44] 他所谓本体，从主体方面说，虽是未发，但未发即在已发中，而已发决不离物，因此，这又是主体同客体，寂与感的关系问题。王夫之对未发已发的解释，进一步否定了心本体论，否定了心的自我超越，他已经从经验论的立场论述人的意识活动和情感问题，但是，由于他承认有普遍的道德原则具于心中，因而仍然是先验道德论者。理学中的另一派即气学派，对未发已发的解释，大体上突破了朱熹以心之体用分性情的观点，把心之未发已发同性情区分开来，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进行了论述。

程颐认为，凡是人的心理活动，都是已发，思也是已发，而未发并不是未知觉、未思虑、未有情感活动时的心理状态，只能是形而上的本体状态，这种状态就是性。王廷相则在很大程度上把未发和已发，寂和感变成主体和客体，主观和客观的认知关系，把情感意识变成了认识理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。

他所谓中和性情，则是道德本体论的。未发之中，非惟人人有之，乃至物物有之。

但他想通过这个方法证明未发已发是体用关系，并不是判然有动静之时。[68]《中庸》第一章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二。